四川何地可以放生牛蛙，玄奘的四川之行

一、青岛哪里适合放生

1、玄奘(600?—的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为:从出生、出家、受具足戒,及到各地游方参学。其行迹包括家乡河南缑氏(今偃师县)、洛阳、长安、汉中、成都、荆州、扬州、吴会、赵州、相州等地。第二个阶段为冒险西行求法,历经约17年(首度出关年代未定论)的时间,往返5万里,途经110国,九死一生,百折不挠。第三个阶段为: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回国后至高宗麟德元年圆寂为止。这段期间除有多次陪从太宗到各地巡幸,及在高宗时回家乡探访一次外,大部分时间均用于译经事业,在其最后19年的岁月中,共译出75部、1335卷的经典,译作量多质精,无出其右者。

2、玄奘5岁丧母,10岁丧父,后随次兄长捷法师到洛阳净土寺居住,13岁出家时即以“远绍如来,近光遗法”的鸿鹄大志,感动主试官大理卿郑善果,让他破格剃度。唐初,玄奘与兄长捷法师到长安,本欲向高僧大德学习佛法,但国家初建,兵戈未宁,长安的高僧们纷至四川避难,玄奘求法心切,与长捷法师联袂赴川,居止成都多宝寺与空慧寺,并在成都受具足戒,后因感“益部经论,研核既穷,更思入京,询问殊旨,条式有碍,又为兄所留,不能遂意。”即感到在成都的法义已研习殆尽,期望先到各地参学后再回京师,向更多的高僧请教,遂以私与商人结侣的方式,泛舟三峡,沿江而下至荆州天皇寺,结束了与四川的一段佛缘。

3、求法心切:遂去父母之邑

4、隋末,炀帝失德,群雄并起,逐鹿中原,其中以李渊、李密、王世充等三股势力在晋、陕、豫地区最为可观,他们分别占据太原、洛阳及其附近、长安等地区。为了争夺粮仓,群雄军队与隋军发生多次的拉锯战,影响所及,洛阳、长安两大城市僧侣无法安住,纷纷企图前往异地,以求避难兼弘法或参学。大业十三年十一月,李渊击败隋军,入长安,尊代王杨侑为皇帝,改元义宁,自为丞相,进封唐王。次年三月,宇文化及弒炀帝于江都,五月,李渊称帝于长安,改元武德,开始了为期290年的大唐王朝,此年李世民也底定巴蜀之地。与李渊称帝的同月,东都洛阳留守官员奉炀帝孙越王侗即位为皇帝,改元皇泰,朝政由王世充掌理。

5、武德元年(即代王义乌二年,春,玄奘鉴于隋炀帝末年在东都(洛阳)建四道场,召天下名僧居止讲学,后因国乱供料停绝,这些名僧纷纷前往蜀地,遂与其兄长捷法师说:“此虽父母之邑而丧乱若兹,岂可守而死也,余闻唐帝驱晋阳之众,已据有长安,天下依归如适父母,愿与兄投也。”得到其兄长捷法师同意,约于初夏抵达长安,寓居庄严寺。玄奘与长捷法师从洛阳出发之时,长安、洛阳在表面上仍是隋朝的领土,两地交通顺畅。未料,他们到达京师长安时,因李渊称帝,国基草创,政局未稳,仍处于兵荒马乱中,“孙吴之术斯为急务,孔释之道有所未遑,以故京城未有讲席,法师深以慨然。”关中、长安的名僧为避兵灾,相率去蜀,徒留下寺院在京师,成都已成当时的佛教重镇,玄奘旋即启兄入蜀。

6、依现有资料推论,玄奘与其兄长捷法师选择到长安,虽有“且战且走”的意味存在,但不失为明智的抉择,因为洛阳“景、脱、基、暹”等法师前往蜀地的消息,已为洛阳当地僧徒所广知,由于玄奘“求知若渴”,不放弃任何学习机会,在洛阳净土寺出家后的数年期间,早已亲近“(慧)景、(敬)脱、(道)基、(宝)暹”等法师,所以不急于追随这些法师的步伐,而选择直接入蜀。从玄奘与长捷法师所说的“余闻唐帝驱晋阳之众,已据有长安,天下依归如适父母”这句话中,不难看出他期望全国各地的高僧大德都会集长安,让他兄弟俩可以从容问学,只不过这个期望,要到数年后天下平定才能达到,这也是《续高僧传》记载玄奘见当时长安佛教情形而“住庄严寺,又非本望,西逾剑阁”的原因了。不过长安为从洛阳前往四川的必经之地,从长安向南通过秦岭山脉,经汉中盆地,再越大巴山脉,就可到达四川,玄奘先到长安观察情况,再进入四川,并未浪费时间。

7、长安与成都在地理位置上,分别位于关中盆地与四川盆地。两地之间,有秦岭、大巴山脉阻隔,中间还夹杂一个汉中盆地,以当时的交通条件而言,两地交通还不是很方便。不过人为万物之灵,可凭自己的意思选择定居一地或外出活动,高山险阻,对艰毅卓绝的玄奘兄弟等人而言,并不构成威胁,他们花了数月的时间,约在武德元年冬季,终于抵达“天府之国”的成都。

8、唐初，子午道曾设驿站，沿途偶有佛寺，如《法苑珠林》卷三十九载有终南山子午关南大秦岭竹林寺、梁州道子午关南独圣寺等,对于往来僧侣,提供许多的方便。由于玄奘通过子午道前往四川,是在从容的环境下启程,每日行程只需依据各驿站、村庄、城镇之距离与道路状况设定,每日约走20至40里左右,从长安至洋州六百三四十里的旅程,估计约在二十余天即可走完,至洋县时再溯沿汉水,只要数天即可到达汉中(南郑县),也就是从长安出发,约一个月的时间就可达汉中,即《三藏法师传》所称的“汉川”。

9、关于玄奘四川之行所经过的路线,较无疑义的是关中盆地到汉中盆地这段,无论是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(以下简称《三藏法师传》)还是《玄奘法师行状》均记载:“经子午谷入汉川”。至于从汉中盆地到四川盆地这段路线,相关资料均未记载,只能推测。

10、唐代从关中盆地到汉中盆地的主要路线有四条:蓝田武关道、子午道、骆谷道(傥骆道)、褒斜道。由于相关资料均记载玄奘兄弟“经子午谷入汉川”,故根据严耕望《子午谷道》所载略加说明。梁唐子午道,由长安南行40里到子午镇,10里入子午谷口,50里登子午关(又名石羊关),30里秦岭,20里夹岭,25里沙沟,20里高关,20里苦竹沟,30里东江口,又40里徐家梁,30里鸡公梁,30里洵阳坝,40里文公庙,40里火地,20里七佛沟,40里宁陕老城,15里宁陕新城,凡500里。沿途崇山峻岭,至为难行。[4](P宁陕以西,略循长安河(子午河东源)、子午河北岸下行,经汤平河(居民点)、青草关,至两河口,去宁陕180里。又西经金水河街、酉水街至洋县,去宁陕共290里。山僻小路,夏秋水涨,梗阻难行。唐人志书云,自长安至洋州,六百三四十里,盖即就子午道而言,实为长安、洋州之最快捷道路。

二、苏州放生池在哪里

1、玄奘兄弟在汉川,意外地与空、(慧)景二法师重逢,他们都是东都道场之大德,其中(慧)景法师更是玄奘在洛阳净土寺出家时,教授其《涅槃经》的师父。师徒异地相见,悲喜交集,玄奘遂在此地停留月余,一方面从之受学,另一方面则补充体力,准备另一段艰苦的入川旅程。关于玄奘在汉中所驻锡的寺院,并未见相关史书记载,唯明复法师(1914—在抗战期间,曾以军人身份到汉中圣水寺遗址,目睹这座寺院遭受太平天国破坏后残存的断垣残壁,聆听当年身受其害的小沙弥口述,得知圣水寺创建于隋代,是玄奘当年驻锡过的寺院,玄奘曾在寺前栽种一棵树,还为寺院留下卓锡泉、拜誓台等遗迹。惜至同治元年太平天国党羽陈得才等,由湖北窜至陕西,路过汉中,以圣水寺为王府,将寺内佛像捣毁,佛像法器通通丢到汉江里,寺里原有百余口人,跑了一半,被杀了一半,仅留下6个小沙弥,都是十三四岁,专门侍候陈爷。其中一位,即向明复法师口述的僧侣。太平军在临走前,一把火将圣水寺烧毁,后人在其遗址旁另建一座圣水寺,但规模、格局均无法与原寺院相比。

2、此后空、(慧)景二法师遂与玄奘兄弟结伴,溯汉江至其源头的金牛县,再向成都进发,玄奘“虽在行旅,恒执经随问”,充分把握学习机会。关于玄奘从汉中盆地到四川盆地的路线,综观严耕望《唐代交通图考》第四卷《山剑滇黔区》各文,发现以走“金牛道”(南栈)的可能性最大,此因金牛道是隋唐时期最大众化的道路,无论是文人商旅、皇帝避难幸蜀,或重要军事行动,大都选择这条道路,其它如陇上道、米仓道、阴平道、天宝荔枝道(涪州到洋州)等无论距离、路途状况等条件均不及金牛道,玄奘似乎不会舍弃金牛道而改采其它路线。

3、依严耕望《金牛成都驿道》记载,金牛道所经过的路线为,由金牛西南经三泉、利州、剑州、绵州、汉州到成都。自三泉以南,益昌(今昭化)以北,依嘉陵江东岸筑路,穿越大巴山山脉,其中三泉西南略沿嘉陵江东岸行约60里,至九井滩,最为险恶,为舟楫之阻,途经遐萌关;三泉至利州(广元)有桥阁一万五千三百余间,利州以南,尚有剑阁等险要之地,不利行旅往来。玄奘一行人经过金牛道到四川,估计大约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,约在武德元年冬季,终于抵达成都。

4、四川为形势完整的盆地,地方富裕,自古以来“天府之国”的美誉,不胫而走。在佛法的传播上,四川位于南、北两条丝绸之路的交汇之地,从东汉开始就有高僧在此弘法,留下不少寺院、佛像、摩崖造像等。隋末唐初,中原战乱,蜀中相对安定,中原许多高僧大德为避难,纷纷选择驻锡四川,而成都又是四川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,自然吸引许多高僧大德荟萃于此。

5、三蜀,居于成都多宝之寺。……法师以精博之敏,为道俗所遵。每设讲筵,毕先招迓,常讲《维摩》、《摄论》,听者千人”,以及“时有宝暹法师,东海人也。……昔在隋朝,英尘久播,学徒来请,接武摩肩。暹公傲尔其间,仰之弥峻,每至(道因)法师论文,肃然改容”等句推测,成都多宝寺在唐初,已成为长安、洛阳高僧大德汇集,法筵最盛的佛教寺院,除道因、宝暹驻锡外,道基、慧景、道振法师亦疑在此寺讲说经论。《续高僧传》卷十四称道基“有隋坠历,寇荡中原,求礼四夷,宣尼有旨,乃鼓锡南郑,张教西岷。于是巴蜀奔飞望烟来萃,莫不廓清游雾,邪正分焉”。称慧景、宝暹“时彭门蜀垒复有慧景、宝暹者,并明摄论,誉腾京国,景清慧独举,诠畅玄津,文疏抽引,亟发英采。暹神志包总,高岸伦俦。”由于玄奘在洛阳及汉中时,有两度亲近慧景法师的经历,师徒名分已定,玄奘等人初到成都的驻锡寺院,据《三藏法师传》载,其兄长捷法师“住成都空慧寺”,慧景及玄奘的住处,依《大唐故翻经大德益州多宝寺道因法师碑文并序》谓“既尔黄雾兴祆,丹风起孽,中原荡覆,具祸以烬。(道因)法师乘杯西迈,避地且又一道到成都,所以师徒初到成都驻锡多宝寺的可能性很大。另从唐代讲经仪式推测:(讲经当天)辰时开始,(讲经前)打钟惊众,(听者入座后)讲师、都讲上堂登高座、口赞梵呗于讲经前后、开题(讲解题意)、举问、问难、回向下座礼辞、复讲等八部分,为在魏晋南北朝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出来的。宋僧元照在《四分律行事抄资记》中加上初礼三宝、打磬静众成为十法。为避免每日太早奔波,学僧长住在讲经寺院为相当合理之事。

6、多宝寺在成都东城外10里,相传魏晋时期自印度而来的千岁宝掌和尚曾居住于此,《三藏法师传》记载玄奘在成都前几年的事迹谓:

7、诸德既萃,大建法筵,于是更听基、暹《摄论》、《毘昙》及震法师《迦延》。敬惜寸阴,励精无怠,三年间究通诸部。时天下饥乱,唯蜀中丰静,故四方僧投之者众,讲座之下常数百人。法师理智宏才皆出其右,吴蜀荆楚无不知闻,其想望风徽亦犹古人之钦李、郭矣。

8、玄奘初至洛阳净土寺当童行,先从兄长捷法师研习《维摩经》、《法华经》,剃度后又从慧景法听受《涅槃经》,严法师听授《摄大乘论》,及至汉中,又逢空、(慧)景两法师,向他们执经请益。到成都后,更从道因法师听受《维摩经》、《摄大乘论》,从道基法师听受《摄大乘论》,从宝暹法师听授《阿毗昙》,从道震(振)法师听受《迦延》(《发智论》的旧译)。玄奘千里迢迢入川求法,当然不会轻易放过学习机会,把握住每一寸光阴,努力不懈,加上天资聪颖,很快就在四川崭露头角,四方景从之余,视他为东汉时代的清流李膺、郭泰。

9、武德三年玄奘年满20岁,依佛制在成都受具足戒。《三藏法师传》称玄奘在受戒后,“坐夏学律,五篇七聚之宗一遍斯得”,算是相当难得的。一般僧尼在正式家之后,到受戒之前,有一段时间可学习经论,充实佛学基础,但到受具足戒之后,则有“佛制五夏以前,专精戒律;五夏以后,方乃听教参禅”的制度。五年学戒的用意,除戒律的钻研、修持,与僧格的养成外,同时也是戒、定、慧三学的基础,因唯有以律摄僧,僧团才能维持清净的团体生活。僧格端正之后,则视个人兴趣,选择参禅、研究宗派义理、修密或修净土法门。唯这种学习方法,透过僧传中记载得知,历代僧侣在学律的时间及方法上,已有相当大的变通,不拘泥于条文规定,故以玄奘的聪颖,对于戒律的“五篇七聚”仅在出家后首次结夏安居期间学习一遍就精通,所以有更多的时间游心法海。

10、玄奘似在受戒前不久,移居空慧寺,与兄长捷法师同住一寺,一方面代表系统且全面地从师受学,另一方面也可调适身心,准备受戒。空慧寺在初唐为成都重要寺院之一,原称“龙渊寺”,相传始建于东汉时期,隋末因避李渊名讳,更名“空慧寺”,在成都西南石牛门市桥处,俗称“石牛寺”、“石犀寺”。武宗会昌五年毁于法难,宣宗大中元年,李回于原寺旧址重建,摩“圣寿寺”额竖此,后僖宗幸蜀,颁赐御书。玄奘昆仲在空慧寺各擅所长,《三藏法师传》称长捷法师为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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